1949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已基本被我解放军歼灭殆尽，长江以北地区尽数解放。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则压力巨大。

1949年1月21日，凯申迫于前线节节败退的战场形势，发表了《引退谋和文告》，正式宣布“引退”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国民党总统。

凯申则返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但在幕后仍掌控国民党的军政和财经大权。

此时，解放军正在长江北岸准备渡江作战前的最后准备。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1949年4月21日，教员和朱总司令向全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日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22年统治的覆灭。

南京解放后，凯申不再隐居，亲自“微操”最后的抵抗。

随后，凯申辗转于上海、福州、广州、重庆、成都等多个城市，试图建立防线，抵挡我解放军的攻势，但均以失败告终。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1949年10月1日，教员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1月，解放军向西南进军。

1949年11月14日，凯申飞抵重庆，“微操”作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在此之前凯申乘飞机飞抵重庆。

1949年12月10日，在成都，凯申的住所已能听到远处的炮声，在成都凤凰山机场，他搭乘专机飞往台湾。

从此，凯申正式开始了“海岛奇兵”的最后“岛主”生涯。

凯申败退台湾前，就已经开始转运大陆的财富。

前前后后，总共将400万两的黄金、以及300万两与黄金等价的银元（约1520万枚）和全部的美元外汇（约1537万美元），总价值约为700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往了台湾。

这些几乎是当时全中国所有的国库财富，全部被凯申运走。

还有大约5500箱、超60万件的珍贵历史文物，也被凯申运往台湾。

约3.7万台精密机床、2000公里铁轨和18万吨钢材等重要生产物资也被拆迁运往台湾。

凯申带着大量的财富逃到台湾去了，那他给我们的祖国大陆留下了什么？

答：留下的是一穷二白，千疮百孔，有着严重通货膨胀，全国充斥着大量反动、特务分子、260万土匪恶霸，人民财富被搜刮榨干的中国！

1 严重的通货膨胀

常凯申败退台湾前，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达到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恶性程度。

当时的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经济问题，而是演变成了一场彻底的经济崩溃和社会灾难！

金圆券的失败。

1948年8月，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规定1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并强制收兑民间黄金、银元、外币。

但这一改革毫无财政和准备金基础，仅仅在几个月后就走上了更疯狂的贬值之路。

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金圆券的发行总额从最初规定的20亿元暴增到68万亿元，膨胀了34000倍。物价的上涨速度更是远超于此。

当时流传的民谣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状况：“走过马路二三条，物价也会跳三跳”。

100元金圆券的购买力变化：

1948年9月，可购买1头牛

1949年1月，可购买1袋米

1949年3月，可购买1盒火柴

1949年5月，就只能买到几粒米了！

正常的工商业无法进行，投资和生产停滞，国民经济彻底瘫痪。

这严重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加速了其军事和政治上的彻底失败。

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新中国政府在陈云等人的领导下，采取了一套被教员誉为“不下于淮海战役”的“经济组合拳”，迅速稳定了物价和金融。

首先，统一财经（最关键的措施）。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统一财政收支，所有财政收入集中到中央，支出由中央统一审核、拨付。确保了财政收支平衡，从根本上杜绝了因财政赤字而滥发货币的可能性。

统一物资调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如粮食、棉纱、布匹、煤炭）由中央统一调拨，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应对市场波动。

统一现金管理，所有国营企业的现金必须存入国家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调度。这大大减少了市面上的货币流通量。

紧接着，严厉打击不法投机资本（“银元之战”与“米棉之战”）

银元之战。

刚解放时，上海等地的投机商狂炒银元，扬言“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0分”，说“共产党是一群不懂经济的土包子”。我们先是采取行政手段，查封了证券交易大楼，逮捕首要投机分子。同时，迅速发行人民币，禁止银元流通，很快确立了人民币的市场地位。

米棉之战，这是更精彩的一役。

投机商看准政府物资短缺，转而狂囤粮食和棉纱，拉动物价再次暴涨。

中央政府秘密从全国各地大规模调集物资。当物价涨到最高点时，政府突然在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统一行动，敞开抛售。

投机商们拼命吃进，直到耗尽资金。

此时政府继续降价抛售，并收紧信贷、征收税款。

投机商资金链断裂，被迫低价抛售存货，亏得血本无归，纷纷破产。

经此一役，投机势力被彻底击垮。

最后，发行新货币，建立金融体系。

彻底废止了金圆券，用人民币（旧币）作为唯一合法货币，并逐步建立起由国家控制的、统一的金融体系。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和行政手段（打击投机）与科学的宏观经济管理（统一财经）相结合，在极短的时间内（到1950年下半年基本稳定）就成功遏制了这场持续了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遗留下的900万原国民党军政人员

1949年12月10日，常凯申乘专机飞往台湾时，刘邓大军依然在南下作战。

1950年3月，西昌战役结束后，残余在大陆地区的国民党军才被彻底消灭。

此时，足有900万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被遗留在大陆！

这900万人是一个广义的统称，并非全是拿枪的军人或掌权的官员，而是由军队系统，文职官僚系统，党务、特工与青年组织和广义上的“公职人员”组成。

如何妥善安置这么庞大的一群“旧朝”人员，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时代都是非常棘手的一件事。

其中来自军队系统的“军政人员”最为核心，也是新中国首要处理和改造的部分。

解放战争期间，共有188万国民党官兵投诚、起义和接收改编，其中仅少将及以上的国民党将领就有1043名。

收编与改造。对于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士兵，愿意留下的经过政治教育后编入解放军（特别是在解放西南、西北的战斗中，大量原国民党士兵成为解放军兵源）。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遣返回乡。

军官管理。对高级军官，进入“解放军官教导团”等机构进行学习改造。很多人后来被特赦，成为新中国的公民，甚至政协委员。

文职官僚体系人员是维持旧政权运转的行政骨架，数量庞大。对于这部分人，政策是“包下来”与留用。

“包下来”政策，这是最具决定性的政策。即对原国民党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旧人员，除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一律给予生活出路，由政府“包下来”，不让他们失业。

整体留用。在政权接管初期，为了确保城市不停摆、业务不中断，对原有的行政、邮政、交通、银行等系统的人员采取了“原封不动、整体留用”的办法，让他们在军管会的指导下继续工作。

教育与消化。随后通过举办“革命大学”、“军政大学”和各种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改造他们的思想世界观，使其转变为新社会服务的工作人员。

区分敌我，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针对的是上述组成中的第三类——潜伏的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地主以及有血债的军政官员。这场运动清洗了旧政权中最反动的核心力量，巩固了新生政权。

团结大多数。对于绝大多数中下层职员、普通士兵和技术官僚，则采取团结、教育和使用的方针。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是为了谋生，并非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

总结来说，这900万遗留人员构成了国民党在旧中国的统治基础。

新生的人民政权通过一套组合拳——“包下来”解决生存问题，“思想改造”解决立场问题，“镇压反革命”清除死硬分子。

成功地将这个庞大的、曾经为敌对政权服务的群体，消化、改造并整合进了新中国的建设洪流之中，从而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的深刻变革。

这是一个在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

3 土匪恶霸

凯申逃离大陆前，有计划地留下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军、特务、党政人员，他们成建制地转化为政治土匪，旨在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伺机反攻。还有以打家劫舍为生的职业土匪，世代为匪，熟悉当地地形，手段残忍。以及地主恶霸控制的民团、乡丁、会道门武装，他们为维护自身封建利益而对抗新政权。

这些土匪恶霸总数高达数百万人，活动区域遍布全国，特别是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以湖南、广西、广东、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尤为严重。

这些土匪恶霸分子，破坏活动猖獗，多次围攻、袭击我基层政权机关，杀害基层党政干部。破坏交通线（铁路、公路、桥梁），抢劫粮仓、物资，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散布谣言，恐吓群众，破坏土地改革等。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此高度重视，制定并执行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总方针，并辅以强有力的社会改革。

军事打击，主力部队的全面清剿，这是剿匪的首要手段和基础。

1950年-1953年，中央军委调动了全国的主力部队，包括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等共140多个师，约150万兵力，划分区域，分片包干，承担剿匪任务。

要知道，在这个时期，我们还进行着抗美援朝战争，一边调动150万的主力部队进行剿匪，一边调集全国之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还要在东南沿海部署军队，防备台湾方面的反攻与军事骚扰。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建国初期，全国“多线作战”！

政治争取，瓦解土匪阵营。单纯军事打击不够，必须“攻心为上”。

宽严相济的政策，严格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发动政治攻势，利用土匪家属、开明士绅等进行劝降，广泛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宣传政府的政策，瓦解土匪的士气。

发动群众，彻底根除匪患的土壤。这是剿匪能否彻底、成果能否巩固的关键。

教员曾明确指出：“军队和群众如鱼之水，剿匪必须发动群众。”

建立基层政权，组织民兵联防。在剿匪的同时，迅速建立乡、村两级人民政府和农民协会、民兵组织，取代旧的封建保甲制度，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并将青壮年农民组织起来，建立民兵队伍，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传递情报，使土匪无处藏身，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实行土地改革，这是最根本的措施。通过土改，将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彻底摧毁了土匪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封建地主制）和社会基础（被裹挟的农民为了土地而回家生产）。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会更加主动、积极地配合解放军剿匪。

同时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

从1950年底开始，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与剿匪斗争紧密结合。“镇反”重点清查和镇压隐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这些人正是政治土匪的幕后指挥者和骨干。此举彻底铲除了土匪的“大脑”和“神经中枢”。

从1949年到1953年底，解放军、公安机关和民兵共剿灭土匪和武装特务260万，彻底终结了危害中国几千年的匪患历史！极大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为随后进行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和平环境。

短短数年间，凯申败退台湾留下的烂摊子，就被以教员为领导核心的新生人民政权全部解决！

那个饿殍遍野、政治黑暗、经济崩溃的旧时代彻底被终结！

新生的人民政权与人民共和国，在教员的带领下，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