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10月初，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登基，成为清顺治帝，标志着清朝正式入主中原。同月中旬，英亲王阿济格被任命为靖远大将军，统领八旗部队及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等明朝降军西征，意图彻底剿灭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

在撤返陕西后，李自成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核心在于坚守关中地区，同时积极收复河南与山西失地。为实现这一目标，潼关被部署了主力部队，同时派遣将领率领两万兵力向怀庆（今河南焦作、济源一带）发起反击。怀庆府地处晋豫交界，是连接中原与西北的重要通道，李自成深知控制该地区对巩固关中根据地及未来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在南京建立的南明福王政权虽侥幸躲过一劫，却选择了按兵不动，静观其变，错失了与李自成南北夹击清军、谋求发展的良机。他们误以为清军将全力进攻李自成，无暇南下，因而沾沾自喜，殊不知此举已为自身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李自成起初认为怀庆唾手可得，这将为后续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然而清军的固守加上持续增援的南北援军，使大顺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最终因惨重损失被迫撤出怀庆。此役不仅粉碎了李自成的战略部署，还吸引了清军主力，间接缓解了南明朝廷和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所承受的压力，导致大顺政权陷入更为被动的局面。

在撤离陕西途经山西之际，李自成对该省防御体系进行了精心安排。鉴于晋陕两地互为依托，山西作为关中的天然屏障，其安危直接关系到陕西的安全。太原与大同作为山西的两大军事要地，分别由两位明朝降将驻守：原大同总兵姜瓖继续驻防大同，而太原则由曾在开封战役中射伤李自成的陈永福负责镇守。

在李自成麾下获得重用的陈永福，原本因战败投降而心怀不安，却得到了对方的信任与重用。李自成不仅未追究其过往，反而任命他为权将军，继续统领旧部。对此，陈永福深感感激，决心誓死效忠。与此同时，李自成还安排山西节度使韩文铨与巡按李若星，与陈永福、姜瓖等人协同驻守山西。

【反复无常属姜瓖】

为巩固统治，清廷采取了怀柔政策。多尔衮委派明朝降臣吴惟华出任山西招抚使，旨在通过其与投靠大顺的明朝将领的旧交，以官位利禄为诱，劝其弃暗投明。这一策略收效显著，在吴惟华的积极游说下，大量原属大顺的明朝官员纷纷倒戈，重新归顺清朝。

姜瓖作为大同守将，其经历颇具戏剧性。他先是向李自成献城归顺，导致周遇吉孤立无援地死守宁武关，最终战败身亡。随后，在吴惟华的游说下，他转而投靠清廷，使得清军兵不血刃地控制了这座战略要地。在他的影响下，周边军镇也相继倒戈，纷纷归顺满清。

吴惟华情绪高涨，随即成功劝降了代州将领，使该城及其周边区域纷纷归顺清朝。随着这些地区的易主，太原以北的广袤土地几乎全被清军控制，省城太原面临的防御挑战日益严峻。

【陈永福为报李自成的知遇之恩，死守太原】

在太原防御战中，陈永福展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这位前明朝开封总兵与李自成的互动，成为起义军与归降明将关系的代表性案例。

在开封保卫战中，陈永福率领守军与李自成部队展开激烈交锋，成功抵御了多次进攻，造成对方重大伤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次守城战中，他射伤了李自成的右眼。然而，随着战局恶化，陈永福最终归顺了大顺军。令人意外的是，李自成不仅未加追究，反而予以重任，先后任命他为制将军和权将军，地位仅次于刘宗敏和田见秀两位开国元勋。如此厚待降将的做法实属罕见，使得陈永福深感知遇之恩，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忠诚。李自成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产生了示范效应，许多曾与大顺军为敌的明军将领相继投诚，这为其进军北京奠定了重要基础。当李自成退守西安时，特意委派陈永福驻防太原，充分体现了对他的信任与器重。

陈永福为巩固太原防务，果断实施多项关键举措。他下令处决了明朝在太原的千余名藩王宗室成员，以排除潜在威胁。同时，按照李自成的指示，大量明朝旧臣、士绅被强制迁往西安，此举旨在阻断他们与吴三桂、吴惟华、姜瓖等势力的暗中联系，防止其进行破坏活动。

为应对清军攻势，陈永福采取了多重防御措施。他指挥士兵强化城墙防御体系，部署更多火炮，并实施坚壁清野策略，拆除了太原城外的民居商铺，消除潜在掩体。同时，他组织城内青壮年参与城墙巡逻，与守军协同作战，严密监视敌军动向。

九月中旬，清军统帅叶臣率领部队从固关直扑太原，立即展开强攻。陈永福指挥守军奋起反击，利用火炮、滚木、热油和密集箭雨等手段，给清军造成重大损失。凭借陈永福的丰富经验和周密部署，守军多次击退清军进攻，使其无法突破防线。清军在攻城过程中伤亡惨重，城下尸体堆积，血流遍地。

面对战局失利，固山额真叶臣急调荷兰制造的"红夷大炮"，对太原城西北角展开密集轰炸。城墙在炮火轰击下坍塌数十丈，清军趁机涌入城内。大顺守军难以抵挡，陈永福下令向南突围。他率部从东门杀出，却遭清军伏击，部队损失惨重。陈永福与节度使韩文铨拼死奋战，虽突破包围，却在南撤途中被清军追上。二人宁死不降，最终战死沙场。太原巡抚李若星（李自成任命）则带领少数残部向清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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