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手的抗美援朝回忆录

张勇口述 / 尹非撰

张勇手，男，本名张永寿，字号宗瑞，于1934年11月1日诞生于山西省汾阳县的大南关。如今已迈入91岁高龄。1948年，他被华东野战军第18兵团随营学校晋中公学录取。次年1月，他被调入解放军第18兵团60军文工团。1951年3月，他赴朝鲜参战，期间两次荣获三等功。1953年9月，他结束了在朝鲜的战斗生活，返回祖国。1956年7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被调至八一电影制片厂，至今仍在那里工作。他担任演员和导演双重角色，参演了20余部电影及10余部电视剧，并执导了5部电影。他曾荣获中国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二等奖、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颁发的特别荣誉奖、中国文联与电影艺术家协会共同授予的终身成就奖。他一生致力于塑造银幕上的中国军人形象，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1975年，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作为一名国家一级演员，自1990年起，他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5月，他正式离休。

身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退役战士，我如今已迈入91岁高龄。值此抗美援朝战争入朝参战75周年之际，回首那段半个多世纪前的过往，记忆依然清晰如昨。那是一场捍卫家园、确立国家地位的立国之战，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能为参与这场伟大的战争，并为它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深感无比的光荣与自豪。

1951年3月，我踏入朝鲜的土地，伊始便投身其中。第五次战役1953年9月，随着朝鲜停战谈判的尘埃落定，不久我便重返祖国的怀抱。那段长达两年多的战斗岁月，成为了我终身难以忘怀的宝贵经历。

一、入朝前的准备

当朝鲜战争硝烟初起之际，我供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第60军文工团。在踏上赴朝征程之前，我们肩负使命，编排活报剧，旨在宣传抗美援朝的深远意义，提振部队士气，动员群众力量，为朝鲜人民提供支援。约在1950年年底，部队从成都启程，踏上北上的征程。彼时，我们对此行目的地及任务一无所知。起初，我们步行从成都出发，抵达绵阳，跨过一条河流，随后搭乘汽车，直至抵达宝鸡，方才转乘火车。最终，我们抵达了河北沧州。

1950年，在踏上朝鲜战场的前夕，我荣幸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就是日后广为人知的共青团。自此，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生命。胸中满是对新中国的炽热热爱，仿佛每一天都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活力。尽管身为中国人民志愿军60军文工团的团员，心中却始终渴望能亲自走上前线，投身于抗击敌人的战斗之中。

于沧州之地，部队方才得知即将奔赴朝鲜战场，随即召开了一场誓师大会。我们每个人都需撰写保证书，并详细记录下自己的姓名、地址以及家乡所在。我深知此行将赴朝鲜，内心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激动，能为祖国冲锋陷阵、建功立业，在那个年代，正是每一位战士的共同心愿。姐姐受母亲之托前来沧州探望我，然而我们启程之际，却未能与她相见。

抵达安东（今丹东）后，我们首先接受了基础的朝鲜语及文化教育，重点学习的是日常用语，诸如“这是什么地方”、“飞机”、“美国鬼子”、“交枪不杀”等词汇。不久，60军即将跨过鸭绿江，那段过江的经历终身难以忘怀。身处异国他乡，部队格外强调纪律性，严禁侵犯当地百姓的任何权益，执行严格的纪律，违者将受到极刑。

1951年3月15日，当我踏出国境的那一刻，内心波澜壮阔，思绪纷飞。凝视着鸭绿江桥上飞流直下的江水，目光所及之处，那座界碑巍然矗立，一想到此岸属于我国，彼岸则是朝鲜领土，我不禁激情澎湃。心底默默哼唱着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因歌词恰能反映当时心境。

共青团歌 (Live),

解放军合唱团

倾听那战斗的号角，警报声声。穿上军装，握紧武器，准备投入战斗。

共青团员集合启程

齐心协力保家卫国

再见，妈妈。

请吻别儿子。

再见吧 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一路平安。

……

祖国，再见了。

二、第一天入朝遭轰炸

踏入朝鲜的那一刻，我的第一天经历便铭刻于心，至今难以忘怀。那片土地的细节已模糊不清，但记忆中清晰的是，第五次战役才刚刚拉开序幕，前线的战事紧张而激烈。尽管我曾参与过对西北、西南方向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但那还未曾真正体会过战争的残酷。年纪尚轻，保家卫国的信念在我心中根深蒂固，我从未真正懂得何为恐惧。

鉴于敌机时常在白日时分出没并对运输线进行轰炸，我们不得不选择在夜幕低垂后行军。朝鲜境内山峦起伏，连绵不绝，地形崎岖，难以寻觅平坦之地，行进起来极为艰难。我文工团拥有一辆马车，负责装载全团的补给和装备，其中包括燃油、粮食、罐头以及演出所需的道具等物资。

一日，敌军的轰炸机再次盘旋而至。它们投下数枚照明弹，或许是因为马车过于显眼，亦或是那三头牲口受惊狂奔，不期然地暴露了目标。敌机随即向马车投掷炸弹，导致两匹马瞬间命丧黄泉。另一头骡子受创过度，痛苦难忍，马车夫无奈之下只得开枪将其了结。随之，车上的物资无法继续运送，众人一时陷入困境。这是我首次目睹如此剧烈的爆炸，然而心中并未感到恐惧，只是愤恨那些美国强盗，期盼自己能早日奔赴前线战场。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团领导指示留下部分人员负责看守物资，其余人则继续前行。他转身向我下令，让我前往附近寻找朝鲜地方政府寻求援助。

“飞机来了，把我们的马打死了，吃的也没有了。”通过比划，对方竟然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他们迅速去找当地的百姓，很快便牵来了牛马。朝鲜百姓平日里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牲口受到伤害，因为那样就无法耕作。然而，为了支援志愿军，他们毫不犹豫地将牲口贡献了出来。

道完谢，我急忙带着七头牛和马疾驰回原处。同志们齐心协力，迅速将物资装载完毕，随即追赶部队而去。白日里，我们不得不行进，唯有夜晚才能加快步伐。夜间，间谍和特务活动频繁，加之防空哨的存在，一旦发现飞机，便会开枪示警。油粮对于补给至关重要，若无法及时追上部队，战友们难免会忍饥挨饿。在朝鲜老乡的帮助下，我一边比划一边沟通，终于在马平里这个地名附近追上了大部队，并顺利完成了物资的移交。为此，我回国后荣获了三等功。

为了便于工作展开，我们文工团很快便分为了数个分队，各赴粮站、运输、医院、救护站以及转运站等地执行任务。我及四位战友则留守文工团，同时参与转运站的工作。张家懋则被指派至伤员转运站，负责抢救伤员。在朝鲜，尽管我们见面不多，却还是经历了一些巧合与奇迹。记得有一次，我和她的队伍不期而遇，午餐过后，我们俩不约而同地走到水桶边洗碗，双手在水桶中紧紧相握，没有言语，只是通过眼神默默鼓励。在纪律的约束下，我们克制着情感，无言而深情地分道扬镳。

三、死神擦肩

为赢得第五次战役的胜利，我们文工团员在一段长的时间里，毅然放弃了日常的职责，全身心投入到火热的支援前线后勤保障工作中。日复一日，我与转运站的战友们并肩作战，将大批物资运送至前线。白天我们稍作休憩，而夜晚则是我们辛勤工作的时刻。每当夜幕降临，胜利的消息从战场传来，眼前那些伤痕累累、命悬一线的伤病员，更让我对那些美国侵略者充满仇恨，也让我更加坚定地不知疲倦地投入到工作中。

或许是由于连日辛劳，我在运送物资的途中突然失去了意识，对此一无所知。时至今日，我依旧无法回忆起当时是在何处倒下，又是谁将我送走。很可能是那些从前线运送弹药和粮食的车辆返回途中，有人救了我。经过漫长的时光，我才苏醒，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被送至金矿洞中，洞内躺满了伤员。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一名病患，医生称我的病症为斑疹伤寒或回归热。众人皆言我命不该绝，昏迷了许久，竟无人能说出我所属的部队。若非如此，我或许便成了无人知晓的无名氏。山洞里药品匮乏，我只能喝些白米粥，偶尔得到一些白糖、两个苹果和一块肥皂。在战场上，这些已是极为珍贵的物品，我始终没有舍得享用。

数日之后，我感到体力逐渐恢复，心中对部队的思念愈发强烈，同时也有迫切投身工作的愿望。于是，我向负责人询问能否返回部队。他告知我条件已具备。在那个清晨，我带着依旧虚弱的身躯，手持一根木棍作为拐杖，一瘸一拐地踏上了归途。由于病中未理发，我的头发已长至肩部，且洗澡条件简陋，身上爬满了虱子，形似流浪汉或野人。虽然病后步履维艰，但想到有部队的地方就有饭吃，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愁温饱。尽管如此，我依然不舍得使用部队发放的病号用品，而是用罐头盒和铁丝将其悬挂携带。在寻找部队的过程中，我凭借一个记号辨认方向——汽车门上喷有飞马标志，每个部队的标志都不相同。我记得自己部队的车辆上喷有白色的飞马，因为自小就对汽车情有独钟，常与司机们混在一起。当我看到白色飞马的车辆时，便自称是60军的一员，寻求部队和军部的帮助。驾驶员听闻后，便热情地接纳了我。

张勇手与张家懋

很快，飞行员告诉我，我们的部队就在附近，你不妨下去瞧瞧。我费劲地攀爬到山顶，途中半程便远远地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个人，他的身影与张家懋颇为相似。我怀疑自己的视觉，而她也注意到了我，但由于距离，看不太清。我外表怪异，她起初不敢确认。等到走近，证实了那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瞬间涌起归家的温馨。张家懋也欣喜若狂，立刻帮我更衣，拿出她仅有的那套男女通用的军服为我穿上。当时根本不敢烧水，以免敌机察觉后发动袭击。她设法从朝鲜战场上捡到了DDT消毒液洒落在我衣衫之上，洗净之后，我重新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我将罐中的物品全部赠予她，目送她品尝苹果，内心的喜悦胜过蜜糖。

在我于伤员转运站稍作休憩之际，突然接到部队的紧急通知，要求我们即刻归队。我与张家懋迅速汇合，一同重返部队。方才得知，第五次战役已落下帷幕，我们需返回进行学习和整顿。

张勇手（前排居中，左数第三位）曾于朝鲜平壤国立艺术剧院深造。

四、平壤学舞

自1951年6月起，朝鲜战场步入战略对峙的崭新阶段。在此期间，部队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整顿、学习与反思期，全方位总结了180师失利所带来的经验与教训。经过重新集结与动员，全军上下决心扭转战局，赢得胜利。此刻，我文工团肩负起为各部队献上慰问演出的重任。

不久之后，我率领一支由7名战友和1位朝鲜族翻译组成的队伍，总计8人，按照上级的指令前往平壤朝鲜国立艺术剧场进修舞蹈。在为期三个多月的研修中，我们深入学习了俄罗斯宫廷舞和鞑靼舞蹈。摩尔达维亚舞蹈稍等片刻。朝鲜民族以其能歌善舞而著称，朝鲜舞蹈家们那出神入化的技艺，让我不禁眼界大开。

抵达平壤后，我们被安排至国立艺术剧场，那里相当于朝鲜的国家剧院舞蹈团所在地。当时前来学习的部队众多，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再加上朝鲜舞蹈团自身的任务繁重，我们每天仅能获得一个小时的场地进行训练。我们一行七人，其中三名男性，四名女性，每个人都学习得非常投入。尽管当时我年仅17岁，肢体柔韧，学习过程还算顺利。朝鲜舞蹈讲究民族特色，注重肩膀的触感和舞姿的韵味。男性舞者需要展现出粗犷的气质，这种味道全凭悟性。起初我感到有些迷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找到了感觉，体会到了那种自我欣赏的愉悦。

我们寄宿于一位来自南朝鲜的钢琴师家中，他对音乐略知一二。家中的事务主要由他负责，而我们的生活物资则需至粮站自行领取。当时，作为团队的领队，我得到了部队所赠的朝鲜币，用以在平壤购置练功所需的物资。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缺少必要的练功鞋，因为市面上根本无法购得。于是，我们常常赤脚在地上跳跃，起初冷得浑身发抖，但经过一个小时的坚持，汗水便浸透了全身。部队还发放了一支驳壳枪给我，翻译老徐对此颇为喜爱，便由他代为携带。我走到哪里，他翻译到哪里。

然而，一个小时的学业时光实属短暂，剩余的时间仿佛无所事事。我感到这样的时间颇为浪费，于是心生一计，带着翻译，擅自前往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反映了情况。接待我们的是人民军政治局的一位少将副局长，他告知我们一切皆可，今日便可搬入。我们欣喜地返回，便用牛车拉着行李抵达，入住于人民军之中。他们安排我们住在被炸损的小楼底下，地面上的建筑几乎都已荡然无存。尽管如此，屋内有发光的电炉，室内温暖宜人。此外，他们还为我们安排在地下室军官食堂用餐，餐点包括一份米饭、一碗带肉的汤，一旁摆放着苹果，另一旁则是朝鲜香烟，这样的待遇让我们感到大为改善。人民军安排得十分周密，我们的日程几乎每天都有满满的学业。

有人前往那里滋事，从国立艺术剧场一路跑到人民军那里，行为举止混乱不堪。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指控，我的行为只是为了练习舞蹈。部队要求我撰写检讨书，以示对纪律的违反，尽管我的行为并非特别严重，但最终以提交检讨书作为了结。

朝鲜国立艺术剧场的教学内容相较于人民军更为详尽且富有冲击力。在人民军所教授的基本知识都已熟练掌握的基础上，我们的学习进度也随之加快。自那时起，我对舞蹈艺术有了初步的认识，领悟到了其美妙之处，并理解了人与艺术之间所建立的联系。艺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源自生活，却又超越生活、引领生活，它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段经历对我日后投身电影艺术事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张勇手（后排左一）与张家懋（居中）并肩于朝鲜战场。

五、难忘的二件事

在平壤学习舞蹈的日子里，我遭遇了一件颇为尴尬的小插曲。由于年幼无知，我那顽皮的天性尚未完全收敛，在朝鲜执行任务期间，也曾有过误会和烦恼。然而，这些经历更多的是成为了我成长的催化剂。在部队这个大熔炉中，面对战争的严峻考验，我的纪律观念和革命信念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尤其在朝鲜，我深刻体会到了严守纪律的重要性，这无疑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

战时的平壤，局势错综复杂。此处，特务与敌伪分子时常伪装潜入，企图制造破坏。鉴于我国志愿军肩负着国际主义使命，对部队的纪律要求尤为严格。为此，在平壤特别成立了志愿军纠察团，负责在街头巡逻，防范特务活动，捕捉间谍，并监督志愿军战士的作风与纪律。一日，我手持盒子炮，携同翻译一同外出。志愿军纠察团的连长见我二人行迹可疑，遂心生疑虑，将我和翻译分别拘禁。

我被囚禁其中，焦虑至极，不禁高声呼喊，跳跃着说道：“你们误会了我，你们的做法错了，请立刻放我出去。”冷静片刻后，我建议他们前往文化省（朝鲜称之为中央文化部）调查，那是我办理手续的地方。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进行调查，不久便释放了我们。此后，那位纠察团的连长和指导员与我们结为朋友，在平壤的日子里，我们时常前往他们那里活动，他们热情款待我们品尝烙饼，彼此间的关系越发亲密。这也算是在异国他乡，志愿军之间的一份同胞情谊吧。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便是我在朝鲜学会了驾驶。天性中的好动使我觉得驾驶车辆既威风又体面，于是便常常熬夜跟随司机一同外出，运送粮食或炮弹。起初，我学习如何操控方向盘，不久便掌握了技巧。记得有一次，许多首长在防空洞内与人民军共襄盛举，举行了一场联欢舞会，他们的车辆随意停放于外。由于我与司机都颇为熟络，我便请求驾驶一辆车出去片刻，他们欣然同意。那时正值冰封雪地，道路狭窄，仅能容一辆车通行，那是铁路的基石，雪地已被车轮压出深深的辙印。突然，前方走来一位身影，看不清究竟是谁，我想要躲避，便试图将车驶向一旁，却不慎操作失误，车辆猛地失控，滑向了沟壑。不久，首长们的舞会即将结束，司机找不到车，焦急万分，四处搜寻，最终发现我和车辆陷在沟中。幸运的是，车辆并未受损，由于是雪地，我们费了一番力气，才将车拖拽出来。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后来在参与电影拍摄时，我更加珍惜每一次驾驶的机会。《奇袭》追逐激战的场景，固然不足为奇。然而，这确实是我小小的违规之举。幸运的是，领导对我这个年轻后辈颇为关照，并未对我进行责罚。我自己也深感惊恐，自此之后，行事更加谨慎。

张勇前线为战士演拉洋片

六、前线慰问

1952年的寒冬降临，我部接过了68军在东线的全部阵地，从而揭开了阵地战与反击战的序幕。我军秉持军事民主精神，灵活且创新地实施了坑道战、冷枪战等多种战略战术。在与敌军反复争夺中，我们逐个夺回小山头。双方均渴望在谈判桌上占据有利地位，毕竟停战协议的签署日期日益临近。部队必须迅速发起攻势，巩固东线的防线。我们被调往中线，与友邻部队一道加强防御，挫败以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试图将实际控制线推进到我方境内的阴谋。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的文工团在部队开展了多次慰问演出活动。朝鲜之行归来，我便迅速投身于工作之中。然而，那段在平壤学习舞蹈的时光，让我对军旅生活充满了向往，内心始终怀揣着上前线的梦想。1952年寒冬，航校发布了招募飞行员的消息，要求报名者年轻且体质优良。我对加入空军充满向往，听闻此事后，便私下报名尝试。或许是因为过于激动，我一到就测量血压，结果血压瞬间升高。对方询问我是否是走路过来的，我回答是，并请求稍作休息后重新测量，但他们表示不行，因为飞行员需承受剧烈运动且血压保持稳定，最终我未能通过选拔，只能黯然离开。若我成功加入空军，或许能与王海等人并肩作战，可能早已英勇牺牲，也可能成为空军的骨干力量。这一切都只是过往的回忆，只能留待想象。

“如此下去不可行，你毕竟还是一名文艺工作者，你属于文工团，并非战斗部队。你应该专注于你的本职工作，全然投入于慰问而非前线作战，这是不恰当的。”观念的转变让我豁然开朗。在第二次飞行小组前往东线前线慰问时，我便全力以赴，四处奔走，深入前沿阵地。志愿军战士们一个个都藏身于猫耳洞中。我们事先收集了一些战士的先进事迹，将其编成快板和歌曲，并逐一找到本人进行表演。由于洞内空间狭窄，我们甚至跪地演唱。我们送上手雷、花朵，讲述他们的英勇事迹，此举极大地提振了战士们的士气。尽管我累得鼻血直流，却全然不顾，连续奔波于前沿阵地，即使面临被炸弹击中的风险，也毫不在意。正因为成绩斐然，我回国后再次荣立三等功。

在2020年，我与夫人张家懋共同荣获了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纪念章。

七、回国与小结

1953年9月27日，我们部队悄然踏上归途，身陷标有“战利品”字样的车厢之中，被严令在抵达祖国境内之前不得开口交谈。文工团的男女团员们分成了两个阵营，而我和张家懋再度重逢，我们幸运地共同经历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如今得以安然返归祖国，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

此段落记录了我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的核心经历。身为志愿军的一员，能安然无恙地返回祖国，实属幸运之至。当初文工团出发时，我们有一百多人，而归来时，人数锐减至几十人。许多英勇的战友在朝鲜的战场上英勇捐躯，他们的牺牲我终身铭记。那时，仿佛每个人都无所畏惧，对死亡一无所知。那份炽热的激情与志愿军的自豪感，让我们明白抗美援朝不仅仅是对他人的援助，更是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在朝鲜的日子里，对祖国的亲人和同胞的情感显得尤为清晰，即便身处异国他乡，这份情感也始终明确无误。

1958年，我荣幸地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并在此出演了众多战争题材的作品。凭借抗美援朝的亲身经历，我在塑造此类角色时显得尤为得心应手。这些角色大多源于我亲历的真实故事，因此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与赞誉。纵然演员无法亲历世间万般，但这段宝贵的经历，对我的人生影响深远。我由衷感谢人民军队和党的培养，将青春献给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我此生最大的骄傲与自豪。